2016-03-10 聯合報 咩姐.come on
踏入護理工作的幾年之後，我不再抱怨自己的人生。
下班後，和許久未見的老朋友見面，我們吃著聊著，互相訴說沒見面的日子裡發生的事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小事──像隨時可以被垃圾車載走的垃圾一般──的小事。
然而，小事總是積沙成塔，演變到最後，人生被煩人的小事摧殘地不夠完美：體重不夠輕、長相不夠好看、工作不夠輕鬆、薪水不夠多。
我們總是有太多理由抱怨人生。
餐桌上的火鍋還冒著煙，朋友一邊揮舞著筷子一邊大罵主管今天又把他叫進去唸了一頓，我看著他憤怒的表情苦笑，腦中卻想起今天在我面前，嚥下最後一口氣的男子。
和男子第一次見面，是在一年前，他一個人走向護理站，拖著一個藍色的小型行李箱，他把手中的住院單交給我，我簡單問了他幾個問題，他說話的時候，眼神不安地盯著大理石櫃檯的一個小黑點，兩隻手用力地互相搓揉，彷彿下一秒鐘他就會在我面前倒下去。
二十七歲，是男子的年齡；鼻咽癌第三期，是男子的疾病。身為醫療人員，看到這樣的事，絕不會發出像我媽和親戚聊天時那樣的大叫：「蛤，為什麼會這樣？這麼年輕耶。」
為什麼？沒有為什麼，因為在疾病面前，年齡不是拒絕往來的條件。
在還沒開燈的病房裡，我照例問著男子那些住院時都要問的資料，男子回答的時候情緒很平淡，彷彿我問的只是一些關於興趣嗜好這些無傷大雅的問題。
「你有抽菸喝酒嗎？」
「沒有。」男子淡淡說了這兩個字，卻透露出無限的無奈。
然而難堪的是，即使知道我的問題會把好不容易結了痂的傷口又血淋淋地掀開，我還是得問，這是我的職責。
「那…是怎麼發現的？」我試圖讓問題聽起來像說嗨那樣輕鬆。
「我去做鼻息肉手術，醫生看到有一塊怪怪的，幫我做了切片，就這樣。」男子聳聳肩，然後眼神終於對上我的雙眼。
接下來的抽血打針，都是在一連串的沉默中進行。
當疾病降臨的時候，再多的為什麼都沒有意義。
每一次住院做化學治療，男子都一個人來，拖著他那藍色的小行李箱，情緒平靜。他辭掉工作，專心治療疾病，只是每次出院時，帳單上那筆標靶藥物的費用總是非常可觀，動輒上萬塊，有一次我不經意地問：「你的主治醫生預計讓你打幾次標靶？」他轉了轉眼睛說：「七次。」他停頓了一下之後苦笑：「再多我也付不起了。」
人生中不盡人意的事情很多，抱怨完心情也許會變好，但如果，連抱怨都沒有用了呢？
七次的化學併標靶治療結束，腫瘤並沒有如預期中縮小，反而在斷層掃描底下發現它擴張了版圖。
腫瘤悄悄進駐男子的肺臟。
男子的療程從七次變成沒有期限。
原本就纖細的身體越來越削瘦，臉色也越來越蒼白，即使氣溫熱的讓人汗濕衣服，他還是穿著厚重的外套來醫院報到，虛弱地彷彿風一吹就會倒下，到後期，他不再能夠一個人來醫院，他得坐在輪椅上被人推著進來。
歷經一整年的奮戰，腫瘤沒有因為男子的努力而退縮，肺臟裡的腫瘤越來越多，他幾乎不能下床活動，連起身坐在床上都喘得像被打撈上岸的魚，說一句話得分成很多段落，也因此，男子說的話越來越少了，到最後他只能用點頭搖頭或者用打字來表達他的感受。
有一次值夜班，我打開男子的病房，只見他戴著氧氣躺在床上，雙眼緊閉正在熟睡著，即使在睡夢中，他的眉頭也沒有解開，他日漸扁塌的胸膛微弱地起伏，我看著牆上那張床頭卡，黑色的粗體字寫著：二十八歲。
二十八歲有多少事情還沒完成呢？第一個一百萬賺到了嗎？買到屬於自己的小套房了嗎？到幾個國家去旅行過了呢？
這些關於未來的事，我從來都不敢對年輕的病人開口，關於未來的事，對他們來說，太殘忍。
時序進入夏末，積極的治療已經沒有用了，男子只能默默等待死亡的到來。他吃喝拉撒都在床上，離不開氧氣，白天除了施打藥物以外的事就是看著面前的平板電腦，而當夜晚降臨再痛苦地進入夢中。
男子的母親親手簽下了不施行心肺復甦同意書，她一筆一劃在那張同意書簽名，這是多麼痛徹心扉的決定，二十八年前，她看著兒子的出生；二十八年以後，卻必須看著兒子的死去。
男子的母親沒有哭，從來都沒有哭過。有一天我看她坐在病房外的家屬休息室，她戴著老花眼鏡，不斷打著電話，我靠近她問：「阿姨妳在做什麼呢？」她摘下老花眼鏡，「我在聯絡他的朋友，請他們來看他。」她一邊說著，一邊緊握著手中的眼鏡，我沒有回話，當一個人要離開了，再多的安慰和鼓勵都顯得很多餘，我只是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突然，阿姨紅了眼框，落下大滴的眼淚。
人生有什麼好抱怨的呢？體重不夠輕？長相不夠好看？工作不夠輕鬆？薪水不夠多？但當我們能夠好好活在世界上感受這些討人厭的事，就沒有什麼好抱怨的了。
男子在今天的下午接近傍晚的時候離開了，遺體護理時，外頭的夕陽照在我的背上，暖暖的，但我面前男子已經冰冷地沒有辦法再感受到這份溫度。二十八歲，男子在人生應該剛起步的年紀結束了他的人生。
桌上的火鍋還冒著白煙，朋友的怒氣消去了大半，我輕輕笑著說：「這一切都沒有關係呀，只要我們還活著。」
是的，只要我們還能健康地活著，那些讓人煩躁生氣傷心憂鬱的事，其實真的，都沒有關係。
踏入護理工作的幾年之後，我不再抱怨自己的人生。
下班後，和許久未見的老朋友見面，我們吃著聊著，互相訴說沒見面的日子裡發生的事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小事──像隨時可以被垃圾車載走的垃圾一般──的小事。
然而，小事總是積沙成塔，演變到最後，人生被煩人的小事摧殘地不夠完美：體重不夠輕、長相不夠好看、工作不夠輕鬆、薪水不夠多。
我們總是有太多理由抱怨人生。
餐桌上的火鍋還冒著煙，朋友一邊揮舞著筷子一邊大罵主管今天又把他叫進去唸了一頓，我看著他憤怒的表情苦笑，腦中卻想起今天在我面前，嚥下最後一口氣的男子。
和男子第一次見面，是在一年前，他一個人走向護理站，拖著一個藍色的小型行李箱，他把手中的住院單交給我，我簡單問了他幾個問題，他說話的時候，眼神不安地盯著大理石櫃檯的一個小黑點，兩隻手用力地互相搓揉，彷彿下一秒鐘他就會在我面前倒下去。
二十七歲，是男子的年齡；鼻咽癌第三期，是男子的疾病。身為醫療人員，看到這樣的事，絕不會發出像我媽和親戚聊天時那樣的大叫：「蛤，為什麼會這樣？這麼年輕耶。」
為什麼？沒有為什麼，因為在疾病面前，年齡不是拒絕往來的條件。
在還沒開燈的病房裡，我照例問著男子那些住院時都要問的資料，男子回答的時候情緒很平淡，彷彿我問的只是一些關於興趣嗜好這些無傷大雅的問題。
「你有抽菸喝酒嗎？」
「沒有。」男子淡淡說了這兩個字，卻透露出無限的無奈。
然而難堪的是，即使知道我的問題會把好不容易結了痂的傷口又血淋淋地掀開，我還是得問，這是我的職責。
「那…是怎麼發現的？」我試圖讓問題聽起來像說嗨那樣輕鬆。
「我去做鼻息肉手術，醫生看到有一塊怪怪的，幫我做了切片，就這樣。」男子聳聳肩，然後眼神終於對上我的雙眼。
接下來的抽血打針，都是在一連串的沉默中進行。
當疾病降臨的時候，再多的為什麼都沒有意義。
每一次住院做化學治療，男子都一個人來，拖著他那藍色的小行李箱，情緒平靜。他辭掉工作，專心治療疾病，只是每次出院時，帳單上那筆標靶藥物的費用總是非常可觀，動輒上萬塊，有一次我不經意地問：「你的主治醫生預計讓你打幾次標靶？」他轉了轉眼睛說：「七次。」他停頓了一下之後苦笑：「再多我也付不起了。」
人生中不盡人意的事情很多，抱怨完心情也許會變好，但如果，連抱怨都沒有用了呢？
七次的化學併標靶治療結束，腫瘤並沒有如預期中縮小，反而在斷層掃描底下發現它擴張了版圖。
腫瘤悄悄進駐男子的肺臟。
男子的療程從七次變成沒有期限。
原本就纖細的身體越來越削瘦，臉色也越來越蒼白，即使氣溫熱的讓人汗濕衣服，他還是穿著厚重的外套來醫院報到，虛弱地彷彿風一吹就會倒下，到後期，他不再能夠一個人來醫院，他得坐在輪椅上被人推著進來。
歷經一整年的奮戰，腫瘤沒有因為男子的努力而退縮，肺臟裡的腫瘤越來越多，他幾乎不能下床活動，連起身坐在床上都喘得像被打撈上岸的魚，說一句話得分成很多段落，也因此，男子說的話越來越少了，到最後他只能用點頭搖頭或者用打字來表達他的感受。
有一次值夜班，我打開男子的病房，只見他戴著氧氣躺在床上，雙眼緊閉正在熟睡著，即使在睡夢中，他的眉頭也沒有解開，他日漸扁塌的胸膛微弱地起伏，我看著牆上那張床頭卡，黑色的粗體字寫著：二十八歲。
二十八歲有多少事情還沒完成呢？第一個一百萬賺到了嗎？買到屬於自己的小套房了嗎？到幾個國家去旅行過了呢？
這些關於未來的事，我從來都不敢對年輕的病人開口，關於未來的事，對他們來說，太殘忍。
時序進入夏末，積極的治療已經沒有用了，男子只能默默等待死亡的到來。他吃喝拉撒都在床上，離不開氧氣，白天除了施打藥物以外的事就是看著面前的平板電腦，而當夜晚降臨再痛苦地進入夢中。
男子的母親親手簽下了不施行心肺復甦同意書，她一筆一劃在那張同意書簽名，這是多麼痛徹心扉的決定，二十八年前，她看著兒子的出生；二十八年以後，卻必須看著兒子的死去。
男子的母親沒有哭，從來都沒有哭過。有一天我看她坐在病房外的家屬休息室，她戴著老花眼鏡，不斷打著電話，我靠近她問：「阿姨妳在做什麼呢？」她摘下老花眼鏡，「我在聯絡他的朋友，請他們來看他。」她一邊說著，一邊緊握著手中的眼鏡，我沒有回話，當一個人要離開了，再多的安慰和鼓勵都顯得很多餘，我只是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突然，阿姨紅了眼框，落下大滴的眼淚。
人生有什麼好抱怨的呢？體重不夠輕？長相不夠好看？工作不夠輕鬆？薪水不夠多？但當我們能夠好好活在世界上感受這些討人厭的事，就沒有什麼好抱怨的了。
男子在今天的下午接近傍晚的時候離開了，遺體護理時，外頭的夕陽照在我的背上，暖暖的，但我面前男子已經冰冷地沒有辦法再感受到這份溫度。二十八歲，男子在人生應該剛起步的年紀結束了他的人生。
桌上的火鍋還冒著白煙，朋友的怒氣消去了大半，我輕輕笑著說：「這一切都沒有關係呀，只要我們還活著。」
是的，只要我們還能健康地活著，那些讓人煩躁生氣傷心憂鬱的事，其實真的，都沒有關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