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人常說「壽終正寢」，西方人則說「好死（Good Death）」。一個人能夠得到「善終」，在東西文化都代表對往生者的祝福，也象徵一段生命圓滿的結束。曾有一個民意抽樣調查「希望將來如何結束生命」，絕大多數的回答是「在睡夢中安詳溘逝」。
但是，絕大多數人在生命末期遭遇最大的困境是「得不到善終，死得痛苦」。因為醫學發達，急診室有CPR。
從1960年開始，CPR被全球醫療機構公認是急救的標準作業程序，但早期專門用來搶救意外事故，譬如溺水、車禍、觸電、中風、中毒或心臟病突發，並非像今天一樣，每個心臟停止跳動的到院病人都得接受CPR。
當時並列出不適用CPR急救的狀況，譬如病情無法好轉、預期大限將至的末期病人。主要考量CPR雖可救命，卻也造成病患身體極大的耗損，包括胸骨壓斷、內臟破裂、大出血，即使幸運被救回，事後可能產生一堆後遺症，譬如氣管內插管導致吸入性肺炎、感染等，甚至變成一輩子需要靠儀器維生的植物人。
台灣在2000年5月23日三讀通過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》，正式賦予病人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（Do Not Resuscitate，簡稱DNR）」的權利，心肺復甦術CPR雖是標準醫囑，但並非每個末期病人都需要這種吃盡苦頭的「急救套餐」，一旦病人或家屬同意，明確表示不要急救，醫護人員應予以尊重，不能強行。台灣也成為亞太地區第一個立法保障「善終權」的國家。
可惜，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》在台灣施行了10年，立意良好的DNR，卻沒有引起社會大眾重視。截至2009年止，全台灣已向「安寧照顧協會」登錄簽署「DNR意願書」的民眾近3萬9千人，只佔總人口的0.17％，少得可憐。
根據統計，台灣一年死亡人數約15萬5千人（其中包括癌症死亡佔3萬9千人），但只有7000名末期病人因為簽了DNR，接受安寧照顧，得以「有尊嚴的好走」；其餘14萬8千名往生者，臨終前多少都經過急救的痛苦，沒有得到善終。
在西方先進國家，DNR被視為社會進步的象徵，病人有醫療自決權。美國國會在1991年通過《病人自決法案》，要求醫院需以書面告知成人病患醫療自決權益。柯林頓總統及夫人希拉蕊，並在法案通過兩年後，帶頭簽下了「預立醫囑」，公開表明「選擇自然死」與「拒絕施行心肺復甦術（DNR）」。
「一定要及早做好溝通，到了急診才匆促決定實在是太晚了！」張志然醫師有感而發。這份報告同時指出，35人當中只有3人（8.6％）過去曾經聽過DNR。
(原文很長，請見康健雜誌2010年08月號，http://www.commonhealth.com.tw/issue/gooddeath/know.jsp)
來源：電子郵件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