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-12-31 聯合報 楊照
德國是這樣教孩子的
側重開發、探測每個孩子具備的特殊熱情和能力，透過實習，讓孩子在中學時就找到自己內在的呼喚，及早磨礪自身的技能。
沒有公認最好的大學，不強調大學的縱向排名競爭。從技職到大學，每所學校皆有其不同的特色，提供不同性質的教育內容，有的是蘋果、有的是橘子，不用單一的標準衡量、排序學校。
德國也考試，而且考得很多。但德國不考輕易可以查得到的東西或是背誦能力。數學不考求得的答案，而是考如何分析、用什麼方式處理問題的「意見」。
德國上學時間比台灣少，科目卻比台灣多。上課不是聽老師單面、權威教導，而是由學生發表意見，進行意見交流激盪。形成這些意見所需的學習，學生要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安排、進行。
德國老師教的是知識的道理，是取得知識、思考知識的方法，而不是知識本體。知識的本體，要學生自己追求、累積。
不是孩子沒興趣，是教什麼、怎麼教的問題
在台灣的時候，其叡的國文是她的痛處，還經常連累到我。老師、同學都會擺出奇異的神情，或明說或暗示：「你爸爸不是楊照嗎？為什麼你不會寫作文，你的國文成績很不好？」從小到大，我只能反覆跟她申說幾件基本的事：第一、每個人都是「個人」，都有自己不同的興趣、能力和個性，父母是怎樣的人，不代表子女也會是那樣的人。第二、以台灣中學學國文的方式，我去考試，也不可能得高分；以台灣中學打作文分數的方式，我寫的作文，也不可能得高分。
她理智上了解我說的道理，也有事實可以支持我的道理─我曾經幫她寫過作文作業，送進去給老師批改，得了二級分，比她自己通常會得到的三級分還低，那成了我們父女間常常用來打趣的笑話。然而，每當遇到國文考試，她都還是考得滿肚子火，拿到成績時，也都仍然對於我竟然會對文字、文學懷抱那麼大的熱忱，感到不可思議。
她無論如何沒有想到，竟然是在德國，以她才學了一年多的德文，讓她認識了文字、文學迷人之處。德文課堂上，她經常懷想著台灣、想著師大附中。她想的是：如果這種情景，大家在一起七嘴八舌討論文學，是發生在師大附中，那該有多好！如果討論的文本是中文寫的，討論的語言是國語，那她就會有很多話想說、可說，不會像以前在台灣上學時覺得課堂如此無聊，也不會像現在在德國受限於語言表達而不能暢所欲言。
讀完了席勒的劇本，德文課的下一本閱讀作業又來了。我陪她到街上書店去買書，書拿過來，我叫了一聲：「這本書我有啊！」那是雷馬克（Erich Paul Remark）的《西線無戰事》。多巧，二○一四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紀念年，我在「誠品講堂．現代經典細讀」課堂，特別規劃了一整年的專題，選讀六本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的「現代經典」，其中一本就是《西線無戰事》。為了備課，我還買了新版的德文原著，拿來和英譯本、中譯本對讀。
可以想見，對於《西線無戰事》，我有很多話可說。在德國當面說，回台北了透過 Line 網路通話說，我跟她說了很多。下一次，我再去德國，他們德文課正好進入關於這本書的討論。這一回，她就不只神情輕鬆了，有時甚至臉上興奮有光。
不完全是因為書，毋寧更是因為電影。老師找了《西線無戰事》的黑白老片給班上同學看，看完了之後進行討論，討論的話題很自然落在文字和影像的對比上，又很自然地逐漸地朝影像傾斜。
變成了電影討論課。討論鏡頭的運用方式和觀眾感受之間的關係。這可就是其叡近來最有興趣的領域了。這一陣子，她一步步發現電影影像的奧祕，從看演員、看劇情，進化到看演技，琢磨表演風格，再進化到知覺鏡頭的變化，以及導演和剪接的作用。她知道我平常在飛機上很難入睡，通常飛一趟德國就在機上看四部電影，從德國飛回台灣再看四部電影，因而我每飛一次，她都會問我看了哪些電影，看到了什麼、如何看。
講電影，她累積了許多看法，一股腦地倒在德文課上，也就惹得德國同學們更積極、更熱烈討論電影。上完課回家，她又忍不住跟我說：「如果在台灣這樣上國文課就好了！」這回多加了一句：「為什麼在台灣一定要用那種方式上國文課呢？為什麼大家都要讀同樣的課本、課文，還要背解釋，解釋背錯了一個字就要扣分，為什麼？」
德國是這樣教孩子的
側重開發、探測每個孩子具備的特殊熱情和能力，透過實習，讓孩子在中學時就找到自己內在的呼喚，及早磨礪自身的技能。
沒有公認最好的大學，不強調大學的縱向排名競爭。從技職到大學，每所學校皆有其不同的特色，提供不同性質的教育內容，有的是蘋果、有的是橘子，不用單一的標準衡量、排序學校。
德國也考試，而且考得很多。但德國不考輕易可以查得到的東西或是背誦能力。數學不考求得的答案，而是考如何分析、用什麼方式處理問題的「意見」。
德國上學時間比台灣少，科目卻比台灣多。上課不是聽老師單面、權威教導，而是由學生發表意見，進行意見交流激盪。形成這些意見所需的學習，學生要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安排、進行。
德國老師教的是知識的道理，是取得知識、思考知識的方法，而不是知識本體。知識的本體，要學生自己追求、累積。
不是孩子沒興趣，是教什麼、怎麼教的問題
在台灣的時候，其叡的國文是她的痛處，還經常連累到我。老師、同學都會擺出奇異的神情，或明說或暗示：「你爸爸不是楊照嗎？為什麼你不會寫作文，你的國文成績很不好？」從小到大，我只能反覆跟她申說幾件基本的事：第一、每個人都是「個人」，都有自己不同的興趣、能力和個性，父母是怎樣的人，不代表子女也會是那樣的人。第二、以台灣中學學國文的方式，我去考試，也不可能得高分；以台灣中學打作文分數的方式，我寫的作文，也不可能得高分。
她理智上了解我說的道理，也有事實可以支持我的道理─我曾經幫她寫過作文作業，送進去給老師批改，得了二級分，比她自己通常會得到的三級分還低，那成了我們父女間常常用來打趣的笑話。然而，每當遇到國文考試，她都還是考得滿肚子火，拿到成績時，也都仍然對於我竟然會對文字、文學懷抱那麼大的熱忱，感到不可思議。
她無論如何沒有想到，竟然是在德國，以她才學了一年多的德文，讓她認識了文字、文學迷人之處。德文課堂上，她經常懷想著台灣、想著師大附中。她想的是：如果這種情景，大家在一起七嘴八舌討論文學，是發生在師大附中，那該有多好！如果討論的文本是中文寫的，討論的語言是國語，那她就會有很多話想說、可說，不會像以前在台灣上學時覺得課堂如此無聊，也不會像現在在德國受限於語言表達而不能暢所欲言。
讀完了席勒的劇本，德文課的下一本閱讀作業又來了。我陪她到街上書店去買書，書拿過來，我叫了一聲：「這本書我有啊！」那是雷馬克（Erich Paul Remark）的《西線無戰事》。多巧，二○一四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紀念年，我在「誠品講堂．現代經典細讀」課堂，特別規劃了一整年的專題，選讀六本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的「現代經典」，其中一本就是《西線無戰事》。為了備課，我還買了新版的德文原著，拿來和英譯本、中譯本對讀。
可以想見，對於《西線無戰事》，我有很多話可說。在德國當面說，回台北了透過 Line 網路通話說，我跟她說了很多。下一次，我再去德國，他們德文課正好進入關於這本書的討論。這一回，她就不只神情輕鬆了，有時甚至臉上興奮有光。
不完全是因為書，毋寧更是因為電影。老師找了《西線無戰事》的黑白老片給班上同學看，看完了之後進行討論，討論的話題很自然落在文字和影像的對比上，又很自然地逐漸地朝影像傾斜。
變成了電影討論課。討論鏡頭的運用方式和觀眾感受之間的關係。這可就是其叡近來最有興趣的領域了。這一陣子，她一步步發現電影影像的奧祕，從看演員、看劇情，進化到看演技，琢磨表演風格，再進化到知覺鏡頭的變化，以及導演和剪接的作用。她知道我平常在飛機上很難入睡，通常飛一趟德國就在機上看四部電影，從德國飛回台灣再看四部電影，因而我每飛一次，她都會問我看了哪些電影，看到了什麼、如何看。
講電影，她累積了許多看法，一股腦地倒在德文課上，也就惹得德國同學們更積極、更熱烈討論電影。上完課回家，她又忍不住跟我說：「如果在台灣這樣上國文課就好了！」這回多加了一句：「為什麼在台灣一定要用那種方式上國文課呢？為什麼大家都要讀同樣的課本、課文，還要背解釋，解釋背錯了一個字就要扣分，為什麼？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