導演李安以第一人稱口述的方式，講述了自己電影生涯第一個十年的追夢歷程。站在榮耀的巔峰，李安卻告訴所有人，他眼中的自己是“一個沒用的人”：他，兩次高考落榜，卻意外步入舞臺生涯；他，從紐約名校高分畢業後，遭遇“畢業即失業”；他，在美國做全職“家庭煮夫”，整整六年；人往四十歲走，他才華滿腹，卻只能在劇組守夜看器材，做苦力。
他“不好意思再談什麼理想”，卻不知理想已深埋心底。
從電影系畢業後，李安在家蝸居六年，主要負責燒飯帶孩子。有時候也出去到劇組打打工，做些零碎事情。
惠嘉對我最大的支持，就是她自己獨立生活。她沒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。當然她賺的還不夠用，因為研究員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，有時雙方家裡也會變相接濟一下。我一直不想讓父母操心，我們家從來不談錢，但爸媽也會寄錢來給我們救急。
我拍片後，許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個什麼樣的賢內助。
有一次，北一女北美校友會因為她是“李太太”頒發傑出校友獎給她。
她對“妻以夫貴”的事情很不以為然，在致辭時就很不上道地一語道破：“我只是不管他，leave him alone。”其實這正是我最需要的，她給了我時間與空間，讓我去發揮、去創作。要不是碰到我太太，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我的電影生涯。
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諾大學時，前去世界青少棒冠軍賽為臺灣榮工隊當啦啦隊加油時認識的。
1978年8月3日，我到香檳城伊大報到，不久就和一群留學生開車到芝加哥附近的蓋瑞城去看青少棒冠軍賽，那年榮工隊獲勝，我們同車比鄰而坐，因而認識。
1983年8月19日，我們于相識五周年紀念日結婚。在紐約市政府公證。婚禮派對還是蠻特別的，很多《喜宴》裡的情景都是我結婚實況的翻版。
林惠嘉是她家最傑出的孩子，先後就讀再興、北一女、臺灣大學，是伊利諾大學博士。
我們結婚時，岳父和她二姐來，她二姐從聖荷西自家花園裡摘了兩朵巨 大的新鮮玫瑰，還綁上松枝及別針，好讓我們這對新人當胸花。
沒想到這個妹子一看那麼大朵花：“要我戴樹啊！”當場發飆不肯戴。還是伴娘羅曼菲機靈，正當大 家亂成一團時，她跑到樓下花店去找了一束秀氣的小花，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。
好友王獻篪穿條短褲，開我們的車子送我們去紐約市政廳註冊結婚，因為路不遠，其他賓客步行前往。沒想到王獻篪走錯車道，一下就彎上了布魯克林大橋，當時正 逢交通堵塞，結果我們繞了一大圈，等我們到達時，他們早在半小時前就到達會場了。
王獻篪去停車，久等不來，負責照相的馮光遠外出打電話詢問，來回不到兩分鐘，他回來時，我和惠嘉已經彼此互道“I do”行禮完畢，結婚照也沒照到，就這樣亂七八糟地結過了。
有一年，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無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，頓時驚呼：“啊！那年你居然敢結婚，也不翻翻皇曆跟八字對一下，你那年結婚一定搞得亂七八糟！”
不過晚上的婚禮派對倒是十分浪漫別致，我們在好友鄭淑麗租來的舊倉庫工作室開派對，十分熱鬧。大家盡心地佈置場地，羅曼菲和王獻篪從高速公路邊摘了大 束野花來，電影道具、佈景都成了現成的裝飾，因為沒冷氣，便從友人處搜刮了一堆電風扇來，擺在房屋的四周送風。大家在客廳裡跳舞，背面大片牆面成了銀幕， 放映我的畢業作《分界線》，還蠻特別的。
遠從台南趕來的爸媽，坐在一張大紅被單鋪成的床前，接受我和惠嘉的磕頭跪拜，正跪拜完，媽媽突然掉下眼淚拉著惠嘉的手說：“惠嘉，我們李家對不起你， 讓你結婚結得這麼寒磣，我們老遠從臺灣到美國一點用也沒有。”這一幕，後來成了《喜宴》裡的情景。而那張紅床單，收藏多年，在《喜宴》裡也派上用場，成了趙文瑄[微博]和金素梅新婚夜的床單。
此外，《喜宴》中新郎新娘啃吊雞脖子等戲碼，我們也領教過。
不過一想起拍《喜宴》時，我給戲裡的新娘挑禮服、化妝打扮，我太太都沒有經歷過這些，我心裡就有著罪惡感。
我一直覺得喜宴很荒謬、很假，它是一種社會表態的儀式，其實跟婚姻沒什麼關係。惠嘉是個不愛俗套的人，我在婚禮前兩個禮拜還在忙著拍畢業作《分界 線》，所以這個婚禮被我們搞得一團糟，其實也是下意識對喜宴儀式的一種反抗。
但父母千里迢迢地從台南飛至紐約，沒想到我這個李家長子的婚禮居然如此的不莊重，讓父母很傷心。我才發覺，喜宴的形式雖然荒謬，但人投入的感情卻是真的，這也引發我之後拍攝《喜宴》的靈感。
婚後我和惠嘉人隔兩地，她繼續念書，我在紐約剪輯畢業製作。1984年5月，我還在等畢業作沖印出來，大兒子阿貓誕生時，我這個爸爸還不知情地在紐約公園裡玩棒球、丟飛盤。直到晚上回家，才知太太已經生產，第二天趕忙搭機飛去伊利諾看妻兒，當我傻傻地沖進醫院時，大家一見我來都高興地鼓掌。
原來頭天半夜惠嘉獨自進醫院時，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，她說：“不必。”問要不要通知友人，她也說：“不必。”她感到羊水破了，自己開著快沒汽油的車子來到醫院，院方還以為她是棄婦。所以老二石頭出生時早產，我就特別盯在一旁，她還是頻頻趕我走：“杵在這兒幹嗎，你又不能幫忙，你又不能生！”擠孩子出生時，我去拉她的手，她還把我擋開，讓我一點參與感都沒有。
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補性格，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，不太懂得照顧自己和別人；太太性情剛直專注、獨立聰明，和她所學的微生物科學理性中帶細膩的性質很像。
在生活裡，不論我的事業處於低潮或高峰，我們的感情一直差不多，相處上也沒太大差別。在精神上，她以前比較痛快，從前她工作忙，我依賴她；我出名後，現在她有時候要出來做李太太，打攪了她的工作。
我覺得，夫妻間相處不是一成不變的，都需要做適度調整，甚至以變化來保持不變。以前我在外面謙卑，回家一樣謙卑。現在我在外面比較神氣活現，回家再謙卑，就覺得是在調整，其實是保持不變。而每經歷一次成功，又要做些調整。像現在，不論坐地鐵或上街，老是被人認出來。去中國館子，都沒法子坐下來安靜地吃頓飯。
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紐約法拉盛的華人區去買菜，我把菜裝上車，太太到停車場對面的路邊買西瓜，有位臺灣來的太太對她說：“你真好命，先生現在還有空陪你來買菜！”
“有沒有搞錯啊，是我今天特別抽空陪他來買菜的！”那位太太聽到我太太這麼說，一時氣結，半天接不上話。其實以前她就很少陪我買菜，現在也一樣。不過她管家有她的一套，兒子們服服帖帖，我也很服氣。
中國人造詞很有意思“恩愛”恩與愛是扯不開的。
來源：電子郵件
他“不好意思再談什麼理想”，卻不知理想已深埋心底。
從電影系畢業後，李安在家蝸居六年，主要負責燒飯帶孩子。有時候也出去到劇組打打工，做些零碎事情。
惠嘉對我最大的支持，就是她自己獨立生活。她沒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。當然她賺的還不夠用，因為研究員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，有時雙方家裡也會變相接濟一下。我一直不想讓父母操心，我們家從來不談錢，但爸媽也會寄錢來給我們救急。
我拍片後，許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個什麼樣的賢內助。
有一次，北一女北美校友會因為她是“李太太”頒發傑出校友獎給她。
她對“妻以夫貴”的事情很不以為然，在致辭時就很不上道地一語道破：“我只是不管他，leave him alone。”其實這正是我最需要的，她給了我時間與空間，讓我去發揮、去創作。要不是碰到我太太，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我的電影生涯。
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諾大學時，前去世界青少棒冠軍賽為臺灣榮工隊當啦啦隊加油時認識的。
1978年8月3日，我到香檳城伊大報到，不久就和一群留學生開車到芝加哥附近的蓋瑞城去看青少棒冠軍賽，那年榮工隊獲勝，我們同車比鄰而坐，因而認識。
1983年8月19日，我們于相識五周年紀念日結婚。在紐約市政府公證。婚禮派對還是蠻特別的，很多《喜宴》裡的情景都是我結婚實況的翻版。
林惠嘉是她家最傑出的孩子，先後就讀再興、北一女、臺灣大學，是伊利諾大學博士。
我們結婚時，岳父和她二姐來，她二姐從聖荷西自家花園裡摘了兩朵巨 大的新鮮玫瑰，還綁上松枝及別針，好讓我們這對新人當胸花。
沒想到這個妹子一看那麼大朵花：“要我戴樹啊！”當場發飆不肯戴。還是伴娘羅曼菲機靈，正當大 家亂成一團時，她跑到樓下花店去找了一束秀氣的小花，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。
好友王獻篪穿條短褲，開我們的車子送我們去紐約市政廳註冊結婚，因為路不遠，其他賓客步行前往。沒想到王獻篪走錯車道，一下就彎上了布魯克林大橋，當時正 逢交通堵塞，結果我們繞了一大圈，等我們到達時，他們早在半小時前就到達會場了。
王獻篪去停車，久等不來，負責照相的馮光遠外出打電話詢問，來回不到兩分鐘，他回來時，我和惠嘉已經彼此互道“I do”行禮完畢，結婚照也沒照到，就這樣亂七八糟地結過了。
有一年，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無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，頓時驚呼：“啊！那年你居然敢結婚，也不翻翻皇曆跟八字對一下，你那年結婚一定搞得亂七八糟！”
不過晚上的婚禮派對倒是十分浪漫別致，我們在好友鄭淑麗租來的舊倉庫工作室開派對，十分熱鬧。大家盡心地佈置場地，羅曼菲和王獻篪從高速公路邊摘了大 束野花來，電影道具、佈景都成了現成的裝飾，因為沒冷氣，便從友人處搜刮了一堆電風扇來，擺在房屋的四周送風。大家在客廳裡跳舞，背面大片牆面成了銀幕， 放映我的畢業作《分界線》，還蠻特別的。
遠從台南趕來的爸媽，坐在一張大紅被單鋪成的床前，接受我和惠嘉的磕頭跪拜，正跪拜完，媽媽突然掉下眼淚拉著惠嘉的手說：“惠嘉，我們李家對不起你， 讓你結婚結得這麼寒磣，我們老遠從臺灣到美國一點用也沒有。”這一幕，後來成了《喜宴》裡的情景。而那張紅床單，收藏多年，在《喜宴》裡也派上用場，成了趙文瑄[微博]和金素梅新婚夜的床單。
此外，《喜宴》中新郎新娘啃吊雞脖子等戲碼，我們也領教過。
不過一想起拍《喜宴》時，我給戲裡的新娘挑禮服、化妝打扮，我太太都沒有經歷過這些，我心裡就有著罪惡感。
我一直覺得喜宴很荒謬、很假，它是一種社會表態的儀式，其實跟婚姻沒什麼關係。惠嘉是個不愛俗套的人，我在婚禮前兩個禮拜還在忙著拍畢業作《分界 線》，所以這個婚禮被我們搞得一團糟，其實也是下意識對喜宴儀式的一種反抗。
但父母千里迢迢地從台南飛至紐約，沒想到我這個李家長子的婚禮居然如此的不莊重，讓父母很傷心。我才發覺，喜宴的形式雖然荒謬，但人投入的感情卻是真的，這也引發我之後拍攝《喜宴》的靈感。
婚後我和惠嘉人隔兩地，她繼續念書，我在紐約剪輯畢業製作。1984年5月，我還在等畢業作沖印出來，大兒子阿貓誕生時，我這個爸爸還不知情地在紐約公園裡玩棒球、丟飛盤。直到晚上回家，才知太太已經生產，第二天趕忙搭機飛去伊利諾看妻兒，當我傻傻地沖進醫院時，大家一見我來都高興地鼓掌。
原來頭天半夜惠嘉獨自進醫院時，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，她說：“不必。”問要不要通知友人，她也說：“不必。”她感到羊水破了，自己開著快沒汽油的車子來到醫院，院方還以為她是棄婦。所以老二石頭出生時早產，我就特別盯在一旁，她還是頻頻趕我走：“杵在這兒幹嗎，你又不能幫忙，你又不能生！”擠孩子出生時，我去拉她的手，她還把我擋開，讓我一點參與感都沒有。
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補性格，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，不太懂得照顧自己和別人；太太性情剛直專注、獨立聰明，和她所學的微生物科學理性中帶細膩的性質很像。
在生活裡，不論我的事業處於低潮或高峰，我們的感情一直差不多，相處上也沒太大差別。在精神上，她以前比較痛快，從前她工作忙，我依賴她；我出名後，現在她有時候要出來做李太太，打攪了她的工作。
我覺得，夫妻間相處不是一成不變的，都需要做適度調整，甚至以變化來保持不變。以前我在外面謙卑，回家一樣謙卑。現在我在外面比較神氣活現，回家再謙卑，就覺得是在調整，其實是保持不變。而每經歷一次成功，又要做些調整。像現在，不論坐地鐵或上街，老是被人認出來。去中國館子，都沒法子坐下來安靜地吃頓飯。
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紐約法拉盛的華人區去買菜，我把菜裝上車，太太到停車場對面的路邊買西瓜，有位臺灣來的太太對她說：“你真好命，先生現在還有空陪你來買菜！”
“有沒有搞錯啊，是我今天特別抽空陪他來買菜的！”那位太太聽到我太太這麼說，一時氣結，半天接不上話。其實以前她就很少陪我買菜，現在也一樣。不過她管家有她的一套，兒子們服服帖帖，我也很服氣。
中國人造詞很有意思“恩愛”恩與愛是扯不開的。
來源：電子郵件
